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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货币银行事业的筑基工程

——回望新中国成立前后党运用马克思主义货币银行理论的实践

发布时间:2021-06-16 10:11:57    作者:    来源:中国银行保险报网

□廖有明

党在百年奋斗历程中货币银行工作占有重要一页。笔者就党在新中国成立前后践行马克思主义货币银行理论作出分析。

一、国民政府滥发货币造成币值狂贬,导致民生维艰

(一)靠滥发货币掠夺人民财产。一是从1946年3月4日起,国民政府为攫取外汇,有区别地开放外汇市场,但中央银行只对与蒋宋孔陈四大家族有关的企业供应外汇,且按官定低价结汇,对民族工商业拒绝售汇,导致巨额外汇屯集于四大家族。二是1948年8月19日,国民政府改革币制,强制企业、个人将持有的金银限期兑换,短短两个月内政府就收兑黄金130多万两。不久又朝令夕改,政府允许人民持有黄金,并责成中央银行等金融机构负责兑换。官定金值飙升5倍,人民的血汗钱被国民政府掠夺一空。三是通过滥发货币敛财。如1948年8月,法币每月发行量增至抗战前的47万倍,同期物价则上涨492万多倍。

国民政府时期军阀混战,由他们控制的地方银行数量众多。如上海银行、新疆省银行等。这些银行都发行纸币,与法币一起流通,比价纷争蜂起,给人民生产生活和企业物资交流造成梗阻。据有关专家统计,当时地方货币多达360种,货币市场鱼龙混杂。如新疆省银行于1949年5月发行面额为“陆拾億圆”的纸币,是中国迄今为止面额最大的纸币。纸币下端并印有“折合金圆券壹万元”字样,乍看纸币面额虽高,其购买力却极其低下。

(二)以官商联营为名建立起四大家族操控的银行体系。一是利用公权扩大在中央银行等“四行两局一库”的官股,夺取在银行机构的发言权。二是安插政治头面人物、官僚资本企业核心人物担任“四行两局一库”董事长或其他高管。三是国民政府成为四大家族控制其他银行的帮凶。据有关专家考证,截至1946年6月底,在国统区3489家银行中,受四大家族控制的官营银行2446家,占比70.11%。

二、艰难开启本币发行的肇始之旅

马克思指出,巴黎公社失败的教训之一,是没有对资产阶级政权经济重要经济支柱的法兰西银行予以没收,使凡尔赛政府在公社起义期间仍能得到它的财政支持。党以此为鉴,在井冈山斗争时期即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资本由国库中拨给20万大洋,统一发行货币,兑换其他货币,实现革命根据地货币的统一。国家银行发行货币是党在局部地区掌握货币发行权,调节货币流通的初步尝试。

国家银行以党的旗帜为旗帜,1935年10月随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瓦窑堡。为建立西北革命根据地统一货币金融制度,支援革命战争,同年11月,党中央决定国家银行与陕甘晋苏维埃银行合并,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西北分行,时任中央财政部长林伯渠兼任行长,行址初设在瓦窑堡。1937年全民族抗日战争爆发后,10月西北分行改名为陕甘宁边区银行。

为克服边区财政经济的严峻困难,党中央自1939年开始组织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边区银行继承和发扬了国家银行的光荣传统,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先后发行光华商店代价券、边区银行币、边区贸易公司商业流通券三种纸币。这是在特殊历史条件下党与日伪顽固势力进行货币斗争的一种形式。

1940年10月“皖南事变”后,国共第二次合作终结,国民政府停发八路军军饷,党组织各抗日革命根据地银行发行边币。1941年1月30日,边区政府发布《关于停止法币行使的布告》,宣布:“从本布告之日起,边区境内停止法币使用”。为方便人民经济交易,将法币逐出市场,并回收流通中的光华代价券。

发行边币促进了边区政府财政经济独立自主;促进了边区农业和工商业的发展;有效地供给了军队所需经费,支持了抗日战争;党通过掌握货币发行主导权,开展对敌货币斗争,逐步使边币、券币成为边区唯一流通货币,有利于稳定抗战时期边区财政经济。

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和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各解放区逐渐连成一片,相互贸易往来日益增多,成立一个机构统一管理华北、华东及各解放区财经工作成为迫切要求。为适应新的形势,1947年4月党中央批准成立华北财经办事处,负责统一华北各解放区财经等工作。随着陕甘宁边区与晋绥边区合并为西北解放区,边区银行与晋绥边区西北农民银行合并,仍称西北农民银行,发行农币为本币,边区银行券为辅币。1948年12月1日,华北人民政府决定自即日起华北银行、北海银行和西北农民银行为基础成立中国人民银行,三行已发行的货币及对外全部债权债务均由中国人民银行负责兑换和承接。自即日起发行中国人民银行钞票(以下简称“新币”)定为华北、华东和西北三区的本位货币,统一流通。公私款项收付及一切交易,均以新币为本货币计价。经过一段时间的艰巨细致工作,到1949年底,除东北(含内蒙,下同)、西藏和新疆等地情况特殊外,人民币已基本上实现了在全国流通。东北和新疆分别于1951年4月和1952年1月,西藏于1959年8月实现了人民币成为本位货币并流通。

三、浓墨重彩书写建立国家银行发端之章

新中国成立前夕,官僚资本控制着中国的金融机构。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对所有权和资产阶级生产关系实行强制性的干涉,通过拥有国家资本和独享垄断权的国家银行,把信贷集中在手里。党采取的强制性措施,是对全国2400多家官僚资本银行予以接管,对私人银行中的官僚资本予以没收。

四、历史意义及宝贵启示

中国人民银行等国有银行的成立和人民币的发行,标志着以国民政府时期分散发行的货币制度和官僚资本银行体系的终结,新中国社会主义货币银行制度的发端,为新中国货币银行事业起到了垒石奠基的重要作用。

(一)中国人民银行的名称既反映了它是人民自己银行的性质,又确定了作为新中国中央银行的格局。它的成立是中国民主革命胜利的重要成果之一,是党结合中国实际成功运用马克思货币银行理论的范例。为世界其他发展中国家建立符合本国国情的银行制度提供了借鉴。

(二)货币发行权是主权国家的基本职能。人民币的发行和流通,标志着新中国建立起独立的、统一的和稳定的货币制度,意味着货币发行权掌握在代表全国人民利益的国家政权机关手中,从此,国家可以根据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的需要,制定和调节货币、信用和外汇管理政策。

新中国货币银行事业垒石筑基给了我们宝贵的启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货币银行事业必须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货币银行事业必须姓“社”,必须以人民为中心,切实保障和维护人民的经济权益;货币银行改革必须紧密结合中国实际,既不能故步自封,也不能全盘西化,坚持走自己的路;好货币银行工作必须树立系统思维,将其放在构建新发展格局来谋划和推进;货币银行工作必须为发展实体经济服务,防止经济垄断和资本无序扩张。

(作者系原中国银监会纪委副书记、监察局局长)


社会主义货币银行事业的筑基工程

——回望新中国成立前后党运用马克思主义货币银行理论的实践

来源:中国银行保险报网  时间:2021-06-16

□廖有明

党在百年奋斗历程中货币银行工作占有重要一页。笔者就党在新中国成立前后践行马克思主义货币银行理论作出分析。

一、国民政府滥发货币造成币值狂贬,导致民生维艰

(一)靠滥发货币掠夺人民财产。一是从1946年3月4日起,国民政府为攫取外汇,有区别地开放外汇市场,但中央银行只对与蒋宋孔陈四大家族有关的企业供应外汇,且按官定低价结汇,对民族工商业拒绝售汇,导致巨额外汇屯集于四大家族。二是1948年8月19日,国民政府改革币制,强制企业、个人将持有的金银限期兑换,短短两个月内政府就收兑黄金130多万两。不久又朝令夕改,政府允许人民持有黄金,并责成中央银行等金融机构负责兑换。官定金值飙升5倍,人民的血汗钱被国民政府掠夺一空。三是通过滥发货币敛财。如1948年8月,法币每月发行量增至抗战前的47万倍,同期物价则上涨492万多倍。

国民政府时期军阀混战,由他们控制的地方银行数量众多。如上海银行、新疆省银行等。这些银行都发行纸币,与法币一起流通,比价纷争蜂起,给人民生产生活和企业物资交流造成梗阻。据有关专家统计,当时地方货币多达360种,货币市场鱼龙混杂。如新疆省银行于1949年5月发行面额为“陆拾億圆”的纸币,是中国迄今为止面额最大的纸币。纸币下端并印有“折合金圆券壹万元”字样,乍看纸币面额虽高,其购买力却极其低下。

(二)以官商联营为名建立起四大家族操控的银行体系。一是利用公权扩大在中央银行等“四行两局一库”的官股,夺取在银行机构的发言权。二是安插政治头面人物、官僚资本企业核心人物担任“四行两局一库”董事长或其他高管。三是国民政府成为四大家族控制其他银行的帮凶。据有关专家考证,截至1946年6月底,在国统区3489家银行中,受四大家族控制的官营银行2446家,占比70.11%。

二、艰难开启本币发行的肇始之旅

马克思指出,巴黎公社失败的教训之一,是没有对资产阶级政权经济重要经济支柱的法兰西银行予以没收,使凡尔赛政府在公社起义期间仍能得到它的财政支持。党以此为鉴,在井冈山斗争时期即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资本由国库中拨给20万大洋,统一发行货币,兑换其他货币,实现革命根据地货币的统一。国家银行发行货币是党在局部地区掌握货币发行权,调节货币流通的初步尝试。

国家银行以党的旗帜为旗帜,1935年10月随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瓦窑堡。为建立西北革命根据地统一货币金融制度,支援革命战争,同年11月,党中央决定国家银行与陕甘晋苏维埃银行合并,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西北分行,时任中央财政部长林伯渠兼任行长,行址初设在瓦窑堡。1937年全民族抗日战争爆发后,10月西北分行改名为陕甘宁边区银行。

为克服边区财政经济的严峻困难,党中央自1939年开始组织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边区银行继承和发扬了国家银行的光荣传统,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先后发行光华商店代价券、边区银行币、边区贸易公司商业流通券三种纸币。这是在特殊历史条件下党与日伪顽固势力进行货币斗争的一种形式。

1940年10月“皖南事变”后,国共第二次合作终结,国民政府停发八路军军饷,党组织各抗日革命根据地银行发行边币。1941年1月30日,边区政府发布《关于停止法币行使的布告》,宣布:“从本布告之日起,边区境内停止法币使用”。为方便人民经济交易,将法币逐出市场,并回收流通中的光华代价券。

发行边币促进了边区政府财政经济独立自主;促进了边区农业和工商业的发展;有效地供给了军队所需经费,支持了抗日战争;党通过掌握货币发行主导权,开展对敌货币斗争,逐步使边币、券币成为边区唯一流通货币,有利于稳定抗战时期边区财政经济。

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和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各解放区逐渐连成一片,相互贸易往来日益增多,成立一个机构统一管理华北、华东及各解放区财经工作成为迫切要求。为适应新的形势,1947年4月党中央批准成立华北财经办事处,负责统一华北各解放区财经等工作。随着陕甘宁边区与晋绥边区合并为西北解放区,边区银行与晋绥边区西北农民银行合并,仍称西北农民银行,发行农币为本币,边区银行券为辅币。1948年12月1日,华北人民政府决定自即日起华北银行、北海银行和西北农民银行为基础成立中国人民银行,三行已发行的货币及对外全部债权债务均由中国人民银行负责兑换和承接。自即日起发行中国人民银行钞票(以下简称“新币”)定为华北、华东和西北三区的本位货币,统一流通。公私款项收付及一切交易,均以新币为本货币计价。经过一段时间的艰巨细致工作,到1949年底,除东北(含内蒙,下同)、西藏和新疆等地情况特殊外,人民币已基本上实现了在全国流通。东北和新疆分别于1951年4月和1952年1月,西藏于1959年8月实现了人民币成为本位货币并流通。

三、浓墨重彩书写建立国家银行发端之章

新中国成立前夕,官僚资本控制着中国的金融机构。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对所有权和资产阶级生产关系实行强制性的干涉,通过拥有国家资本和独享垄断权的国家银行,把信贷集中在手里。党采取的强制性措施,是对全国2400多家官僚资本银行予以接管,对私人银行中的官僚资本予以没收。

四、历史意义及宝贵启示

中国人民银行等国有银行的成立和人民币的发行,标志着以国民政府时期分散发行的货币制度和官僚资本银行体系的终结,新中国社会主义货币银行制度的发端,为新中国货币银行事业起到了垒石奠基的重要作用。

(一)中国人民银行的名称既反映了它是人民自己银行的性质,又确定了作为新中国中央银行的格局。它的成立是中国民主革命胜利的重要成果之一,是党结合中国实际成功运用马克思货币银行理论的范例。为世界其他发展中国家建立符合本国国情的银行制度提供了借鉴。

(二)货币发行权是主权国家的基本职能。人民币的发行和流通,标志着新中国建立起独立的、统一的和稳定的货币制度,意味着货币发行权掌握在代表全国人民利益的国家政权机关手中,从此,国家可以根据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的需要,制定和调节货币、信用和外汇管理政策。

新中国货币银行事业垒石筑基给了我们宝贵的启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货币银行事业必须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货币银行事业必须姓“社”,必须以人民为中心,切实保障和维护人民的经济权益;货币银行改革必须紧密结合中国实际,既不能故步自封,也不能全盘西化,坚持走自己的路;好货币银行工作必须树立系统思维,将其放在构建新发展格局来谋划和推进;货币银行工作必须为发展实体经济服务,防止经济垄断和资本无序扩张。

(作者系原中国银监会纪委副书记、监察局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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