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祁祥：从两个故事看保险供给侧改革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 孙祁祥

11年前，我在《中国保险报》的《北大保险评论》上写过一篇题为《结构性的供给疲软掣肘中国保险业——从为大熊猫买保险无人敢接单谈起》的小文章。当时国内有一个动物园从大熊猫繁殖基地租借来大熊猫在园内展览，租期一年，根据合同要求和规定，在此期间如果大熊猫出现不测，动物园方要向大熊猫繁殖基地赔偿50万元。该动物园负责人想到了买保险，但没有保险公司敢接单。我当时看了这个报道以后特别有感慨，所以写了那篇文章。

不久前，保监会黄洪副主席在公开演讲中提到一组数据：现在全国有14亿多张保单，但只有4000多万张长期寿险保单。这一数据正好呼应了2011年瑞再发布的《死亡保障缺口：2011年亚太地区》报告。该报告提出，赚钱养家者通常应该拥有相当于其年收入十倍的寿险保障，当需要保障的部分未被保险覆盖时，就会出现死亡保障缺口。而据测算，中国的死亡保障缺口从2000年的3.7万亿美元增至2010年的18.7万亿美元。也就是说，每100美元保障需求仅有12美元的储蓄和保险覆盖，由此留下了88美元的巨大缺口。

两个故事：一个过去时，一个现在时；一个是投保人有需求，但保险公司没有供给；一个是保险人有供给，但是似乎没有需求。单从保险自身的特点来看，至少有三方面因素对供求脱节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第一个因素是“逆选择”导致的特殊的保险供求关系。保险作为经济活动的一个类型，遵循着供求的一般规律，但由保险所经营内容——风险的特性所决定，逆选择常常导致供求背离。风险程度越高的消费者对保险产品需求越大，但是风险发生的概率也就越大，导致供给者赔付的可能性越大。假定其他条件不变，就会出现需求越强烈、供给越谨慎的情况。如果保险公司在没有有效防范措施的前提下就大量提供此类产品，很容易发生严重亏损。

第二个因素是“可保风险”对产品开发的约束。对于保险公司来说，商业保险不是所有的风险都能承保，而是只能承保大致符合“可保风险”要求的风险。所以，保险公司产品开发设计会受到由数据、精算技术、道德、法律甚至公序良俗的约束。这通常有以下几种情况：一是保险标的不符合“可保风险”特性；二是虽然符合“可保风险”要求，但保险公司技术能力和管理能力达不到；三是技术能力和管理能力都没有问题，但此类“投保需求”违反法律和道德规范。不管是上述哪一种情况，保险公司都无法提供风险保障。

第三个因素在于大数法则。保险公司经营活动强调大数法则。因为保险标的数量越多，实际损失和预期损失结果间的方差就会越小，保险人对未来风险预测就会相对更精确，保险业的经营就会越稳定。但在保险人没有意愿与能力、也不能很好地通过再保险等风险转移方式来提供特殊险种的情况下，个性化、定制化的保险需求就无法得到满足。

上面谈到的例子，公众责任险和长期保障险都不大符合所分析的几种原因。那么，造成我国保险市场上有需求，但没有供给；或者有供给，但需求不旺的原因是什么呢？我认为根本原因在于在较长一段时间里，保险行业发展的定位不清，保险供给没有以需求为导向。因此，以需求为导向，应当成为当今保险供给侧改革的出发点和着力点。从需求的角度看，目前公众对保险业的不满意主要来自于产品、销售和理赔三个方面。从产品设计来看，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保险业一直在弱化保障这一“主功能”，而以其资金融通的“派生功能”跟银行证券等金融部门竞争。其次，销售误导的长期存在严重影响了普通老百姓对保险的信任。再次，保险公司一直强调“渠道为王”，而对理赔没有给予同等重视，“理赔难”成为保险业的“标签”。因此，保险业要推进供给侧改革，在经营上必须要实现三个转变，也就是从“保费至上”转变为“保障至上”，从“速度至上”转变为“效率至上”，从“渠道至上”转变为“理赔至上”。从整个行业来说，要从增强风险保障和风险管理话语权层面着力，发挥保险所具有的、其他行业难以替代的独特功能和作用。 （记者 丁萌/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