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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大代表任武贤：医保药品支付标准改革要摒弃政府限价思维
发布时间：2016-03-03 14:41:08 作者：记者 李妍 来源：财新网
正在推进中的医保药品支付标准改革，涉及患者、医院、医保支付方、生产和经营企业多方的利益，对产业发展和民生权益都影响巨大。
2015年12月底，人社部和国家卫计委共同拟定了《关于基本医疗保险药品支付标准制定规则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并联合征求了5家行业协会的意见。其总体要求之一，就是要调动定点医疗机构主动降低药品价格的积极性。
对此，全国人大代表、亚宝药业集团董事长任武贤对财新记者表示，征求意见稿中对于药品支付标准的制定、调整和使用均进行了规定。但是，还应该充分考虑现阶段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中，各个部门出台政策的联动、衔接；谨防政策导向异化了支付标准，使改革成为医院层面强制药品降价的工具。
此外，任武贤还建议，医保药品支付标准的改革，应兼顾卫生政策联动，以实际可操作性为原则，并同时符合市场规律。
任武贤在他提出的建议中表示，医保药品支付标准政策，应坚持药品价格市场化的改革方向，摒弃政府限价的思路，科学合理地管理支付标准与药品销售价格的价差。
对于医院药品销售价格低于支付标准的价差，他建议，统一划归医保统筹基金统筹分配。
鼓励医院与药商谈判，固然会加强医疗机构的议价动力；但硬币的另一面是，医院逐利、要求药厂降价的动机，也可能因之增强。在征求意见稿中就规定，“定点机构药品实际销售的价格低于支付标准的，医保基金以支付标准为基础支付费用”。
但任武贤认为，“这容易引导医院不断压低药品采购价格，以确保获得更多的药品收益。这也会造成医院进行‘二次议价’。人社部应该明确差价归属问题，不应该鼓励差价归属医疗机构。”
在征求意见稿中，还有关于“原则上定点机构向参保人员出售药品的实际售价不得高于支付标准”的规定，这也使得医保支付标准，成为另一种形式的最高限价。在2015年5月才取消的政府限价政策，有可能会以另一种型式卷土重来。
任武贤认为，医保药品支付标准改革，应充分考虑患者利益，保障患者的现行福利待遇能够继续稳步提高。
当前，中国患者自付比例占医疗费用总支出的35%，与发达国家自付比例平均水平（12%）相比仍存在一定差距。任武贤分析，患者自付比例偏高的主要原因，是药品的自付部分占比较高；若在目前的支付制度基础上进一步降低医保药品支付标准，会加重患者的医疗负担。而且，不同参保人群的医保报销待遇差距较大，患者对药品价格普遍十分敏感；降低医保报销水平容易引起患者不满，激发医患矛盾。
在结余基金的利用上，任武贤认为，一部分的结余基金，应当用于鼓励创新，优先考虑增加新药市场准入，提高创新药品的可及性，实现减轻患者医药费用负担的改革目标。
另一部分的结余基金，可以根据医疗质量评估结果，用于奖励医院，以鼓励医院不断提高医疗质量。对于医院药品销售价格高于支付标准的价差，任武贤建议，可由患者及患者购买的商业保险共同承担，确保患者的用药需求。
医保药品支付标准政策是一项全新的改革，支付标准涉及患者、医院、医保支付方、生产和经营企业多方的利益。任武贤表示，“建议选取医保资金管理规范、筹资达一定水平、医院管理水平相对高的省份，选取部分条件比较成熟的品种，先行试点制定药品支付标准，并做好患者沟通宣传工作；通过试点稳步有序的推进，更符合现阶段我国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和国家经济发展的复杂形势。”
正在推进中的医保药品支付标准改革，涉及患者、医院、医保支付方、生产和经营企业多方的利益，对产业发展和民生权益都影响巨大。
2015年12月底，人社部和国家卫计委共同拟定了《关于基本医疗保险药品支付标准制定规则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并联合征求了5家行业协会的意见。其总体要求之一，就是要调动定点医疗机构主动降低药品价格的积极性。
对此，全国人大代表、亚宝药业集团董事长任武贤对财新记者表示，征求意见稿中对于药品支付标准的制定、调整和使用均进行了规定。但是，还应该充分考虑现阶段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中，各个部门出台政策的联动、衔接；谨防政策导向异化了支付标准，使改革成为医院层面强制药品降价的工具。
此外，任武贤还建议，医保药品支付标准的改革，应兼顾卫生政策联动，以实际可操作性为原则，并同时符合市场规律。
任武贤在他提出的建议中表示，医保药品支付标准政策，应坚持药品价格市场化的改革方向，摒弃政府限价的思路，科学合理地管理支付标准与药品销售价格的价差。
对于医院药品销售价格低于支付标准的价差，他建议，统一划归医保统筹基金统筹分配。
鼓励医院与药商谈判，固然会加强医疗机构的议价动力；但硬币的另一面是，医院逐利、要求药厂降价的动机，也可能因之增强。在征求意见稿中就规定，“定点机构药品实际销售的价格低于支付标准的，医保基金以支付标准为基础支付费用”。
但任武贤认为，“这容易引导医院不断压低药品采购价格，以确保获得更多的药品收益。这也会造成医院进行‘二次议价’。人社部应该明确差价归属问题，不应该鼓励差价归属医疗机构。”
在征求意见稿中，还有关于“原则上定点机构向参保人员出售药品的实际售价不得高于支付标准”的规定，这也使得医保支付标准，成为另一种形式的最高限价。在2015年5月才取消的政府限价政策，有可能会以另一种型式卷土重来。
任武贤认为，医保药品支付标准改革，应充分考虑患者利益，保障患者的现行福利待遇能够继续稳步提高。
当前，中国患者自付比例占医疗费用总支出的35%，与发达国家自付比例平均水平（12%）相比仍存在一定差距。任武贤分析，患者自付比例偏高的主要原因，是药品的自付部分占比较高；若在目前的支付制度基础上进一步降低医保药品支付标准，会加重患者的医疗负担。而且，不同参保人群的医保报销待遇差距较大，患者对药品价格普遍十分敏感；降低医保报销水平容易引起患者不满，激发医患矛盾。
在结余基金的利用上，任武贤认为，一部分的结余基金，应当用于鼓励创新，优先考虑增加新药市场准入，提高创新药品的可及性，实现减轻患者医药费用负担的改革目标。
另一部分的结余基金，可以根据医疗质量评估结果，用于奖励医院，以鼓励医院不断提高医疗质量。对于医院药品销售价格高于支付标准的价差，任武贤建议，可由患者及患者购买的商业保险共同承担，确保患者的用药需求。
医保药品支付标准政策是一项全新的改革，支付标准涉及患者、医院、医保支付方、生产和经营企业多方的利益。任武贤表示，“建议选取医保资金管理规范、筹资达一定水平、医院管理水平相对高的省份，选取部分条件比较成熟的品种，先行试点制定药品支付标准，并做好患者沟通宣传工作；通过试点稳步有序的推进，更符合现阶段我国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和国家经济发展的复杂形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