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政协委员吴焰：不能使中央惠农政策打折扣
发布时间：2014-03-07 09:15:14 作者：本报记者 李晓波 来源：中国保险报·中保网
“如何防止中央的惠农政策在执行过程中打了折扣？”在3月6日上午的全国政协十二届二次会议小组讨论中，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人保集团董事长吴焰把这个问题抛给了参加经济组三十五组讨论的各位委员。
吴焰这里指的是农业保险政策对接的问题。在3月5日上午总理政府工作报告中，“积极发展农业保险”被列入了2014年的重点工作。作为中国最主要的农业保险经营机构掌舵者，吴焰自然清楚将这句话写入政府工作报告所代表的意义。
政策主导 农险飞速发展
正是因为2007年国家对农险实行保费补贴政策，我国农业保险才开始了飞速发展的过程。目前，我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农业保险市场，仅次于美国。根据保监会数据统计，2013年，农业保险保费收入306.6亿元，同比增长27.4%，向3177万受灾农户支付赔款208.6亿元，同比增长41%。承保主要农作物突破10亿亩，占全国主要农作物播种面积的42%，提供风险保障突破1万亿元。
而在这几年间，人保财险先后牵头承担了水稻、玉米、小麦等17个关系国计民生和粮食安全的大宗农畜产品保险发展任务，开办的农险品种已达到80个，全国性和区域性农险产品近600个；累计承保各类农作物20.53亿亩，累计承保森林面积17.15亿亩，承保生猪及能繁母猪2.83亿头次。
“可是我们的农险是在什么情况下做大的呢？我们跟西方国家不一样。虽然西方是家庭农场，但基本都是集约化和工厂化。而我们是家庭联产承包，称得上是千家万户。”吴焰举了湖南省常德市的例子。财政部等五部委在常德考察农险时，当时人保财险提供的农户数据资料让考察组十分感叹。“每一户早稻保了多少、晚稻种了多少、损失如何、赔付了多少，我们用3-4个月的时间把几十万户的资料都统计了下来。”吴焰介绍，有考察组成员看完后表示，“中国人保给国家提供了一个非常翔实的反映农村基本运行情况的工作资料。”
惠农政策打了折扣
“我到某个省去看，农业保险一亩地保额200元，而一亩地的物化成本是700元。一场灾害发生后，保险还不能覆盖成本的1/3，农民自然感到没有意义。”吴焰建议，一定要采取措施防止地方政府由于补贴不到位使中央惠农政策打了折扣。
吴焰提的这个问题实际上在中国很多地方都存在，比如在去年遭受特大洪涝灾害的黑龙江。据了解，黑龙江的农业保险采取了三级补贴的方式，即中央财政出40%、省财政出25%、县财政出15%，剩余的20%由农民个人承担。按照每亩保费15元计算，其中，中央财政出6元、省财政出3.75元、县财政拿2.25元，农民出3元，遭灾后每亩的平均保障金额赔付约为148元。但是，这148元其实远远低于农民每亩地的成本。以玉米为例，据当地估算，1公顷玉米的成本，包括种子、化肥、机械、人工等大约是6000元-7000元，平均每亩成本约400元-500元。148元的赔付只能说是杯水车薪。
2014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加大农业保险支持力度，提高中央、省级财政对主要粮食作物保险的保费补贴比例，逐步减少或取消产粮大县县级保费补贴。“但这里只提了一个逐步减少或取消的概念，具体怎么减、减了怎么补这块还缺乏细则。”在吴焰看来，没有具体的细则来对接惠民政策是导致其打折扣的一个重要原因。
“农村是我们扩大内需的重要领域，如何鼓励农民的生产性消费，农业保险是一个重要的抓手。从2007年至今，中央财政农业保险保费补贴累计300多个亿，与中央每年1万多亿元的‘三农’资金相比，根本不算什么。”吴焰建议，国家应当加大对农业保险的重视和资金倾斜，因为农业保险具有四两拨千斤、事半功倍的效果。
赋予市场主体更多职能
“推进覆盖城乡的基本养老保险和大病医保，不是一个简单的投入问题，而是要变革原有的公共服务的投入和管理方式。”吴焰认为，通过市场化的手段——“花钱买服务”，可以大幅提高政府的施政效率和效能。
吴焰透露，有地方政府领导曾主动找到吴焰谈新农合的问题。“新农合要做到全省覆盖，加强专业化，强化服务体系，这些要求都是客观的，但是现实情况是，如果服务体系要到位，这个省就要增加机构，要增加2000人。如果利用我们的‘三农’服务网络，这个问题就能很好地解决。”吴焰说。
据悉，中国人保从2007年开始就大力推进产品、服务和人员“三下乡”。如今，人保财险的“三农”保险已经延伸到乡一级，保险服务站已经覆盖了全国农村地区90%的乡镇，在24万个行政村拥有总数达30万人的协保员队伍。在四川，中国人保已完成贯通省、市、县、乡（镇）、村五级的“农村保险服务网络”建设，共建立“三农”保险服务站点4.2万个，基层涉农险服务人员4.4万人，覆盖了四川全省所有开展农险业务的乡（镇）、村。
“其实，我们国有企业这么完善的机构网络，在‘三农’服务中还可以被赋予其更多的职能。”吴焰认为，其中的关键还是在于政府。“在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把握上，更主动的应该是政府，市场规则是自然存在的，但现实中很多情况下又容易被人为意志所操控，使得机制和效能没有完全市场化。”他说。
“如何防止中央的惠农政策在执行过程中打了折扣？”在3月6日上午的全国政协十二届二次会议小组讨论中，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人保集团董事长吴焰把这个问题抛给了参加经济组三十五组讨论的各位委员。
吴焰这里指的是农业保险政策对接的问题。在3月5日上午总理政府工作报告中，“积极发展农业保险”被列入了2014年的重点工作。作为中国最主要的农业保险经营机构掌舵者，吴焰自然清楚将这句话写入政府工作报告所代表的意义。
政策主导 农险飞速发展
正是因为2007年国家对农险实行保费补贴政策，我国农业保险才开始了飞速发展的过程。目前，我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农业保险市场，仅次于美国。根据保监会数据统计，2013年，农业保险保费收入306.6亿元，同比增长27.4%，向3177万受灾农户支付赔款208.6亿元，同比增长41%。承保主要农作物突破10亿亩，占全国主要农作物播种面积的42%，提供风险保障突破1万亿元。
而在这几年间，人保财险先后牵头承担了水稻、玉米、小麦等17个关系国计民生和粮食安全的大宗农畜产品保险发展任务，开办的农险品种已达到80个，全国性和区域性农险产品近600个；累计承保各类农作物20.53亿亩，累计承保森林面积17.15亿亩，承保生猪及能繁母猪2.83亿头次。
“可是我们的农险是在什么情况下做大的呢？我们跟西方国家不一样。虽然西方是家庭农场，但基本都是集约化和工厂化。而我们是家庭联产承包，称得上是千家万户。”吴焰举了湖南省常德市的例子。财政部等五部委在常德考察农险时，当时人保财险提供的农户数据资料让考察组十分感叹。“每一户早稻保了多少、晚稻种了多少、损失如何、赔付了多少，我们用3-4个月的时间把几十万户的资料都统计了下来。”吴焰介绍，有考察组成员看完后表示，“中国人保给国家提供了一个非常翔实的反映农村基本运行情况的工作资料。”
惠农政策打了折扣
“我到某个省去看，农业保险一亩地保额200元，而一亩地的物化成本是700元。一场灾害发生后，保险还不能覆盖成本的1/3，农民自然感到没有意义。”吴焰建议，一定要采取措施防止地方政府由于补贴不到位使中央惠农政策打了折扣。
吴焰提的这个问题实际上在中国很多地方都存在，比如在去年遭受特大洪涝灾害的黑龙江。据了解，黑龙江的农业保险采取了三级补贴的方式，即中央财政出40%、省财政出25%、县财政出15%，剩余的20%由农民个人承担。按照每亩保费15元计算，其中，中央财政出6元、省财政出3.75元、县财政拿2.25元，农民出3元，遭灾后每亩的平均保障金额赔付约为148元。但是，这148元其实远远低于农民每亩地的成本。以玉米为例，据当地估算，1公顷玉米的成本，包括种子、化肥、机械、人工等大约是6000元-7000元，平均每亩成本约400元-500元。148元的赔付只能说是杯水车薪。
2014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加大农业保险支持力度，提高中央、省级财政对主要粮食作物保险的保费补贴比例，逐步减少或取消产粮大县县级保费补贴。“但这里只提了一个逐步减少或取消的概念，具体怎么减、减了怎么补这块还缺乏细则。”在吴焰看来，没有具体的细则来对接惠民政策是导致其打折扣的一个重要原因。
“农村是我们扩大内需的重要领域，如何鼓励农民的生产性消费，农业保险是一个重要的抓手。从2007年至今，中央财政农业保险保费补贴累计300多个亿，与中央每年1万多亿元的‘三农’资金相比，根本不算什么。”吴焰建议，国家应当加大对农业保险的重视和资金倾斜，因为农业保险具有四两拨千斤、事半功倍的效果。
赋予市场主体更多职能
“推进覆盖城乡的基本养老保险和大病医保，不是一个简单的投入问题，而是要变革原有的公共服务的投入和管理方式。”吴焰认为，通过市场化的手段——“花钱买服务”，可以大幅提高政府的施政效率和效能。
吴焰透露，有地方政府领导曾主动找到吴焰谈新农合的问题。“新农合要做到全省覆盖，加强专业化，强化服务体系，这些要求都是客观的，但是现实情况是，如果服务体系要到位，这个省就要增加机构，要增加2000人。如果利用我们的‘三农’服务网络，这个问题就能很好地解决。”吴焰说。
据悉，中国人保从2007年开始就大力推进产品、服务和人员“三下乡”。如今，人保财险的“三农”保险已经延伸到乡一级，保险服务站已经覆盖了全国农村地区90%的乡镇，在24万个行政村拥有总数达30万人的协保员队伍。在四川，中国人保已完成贯通省、市、县、乡（镇）、村五级的“农村保险服务网络”建设，共建立“三农”保险服务站点4.2万个，基层涉农险服务人员4.4万人，覆盖了四川全省所有开展农险业务的乡（镇）、村。
“其实，我们国有企业这么完善的机构网络，在‘三农’服务中还可以被赋予其更多的职能。”吴焰认为，其中的关键还是在于政府。“在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把握上，更主动的应该是政府，市场规则是自然存在的，但现实中很多情况下又容易被人为意志所操控，使得机制和效能没有完全市场化。”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