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段“浴火重生”的改革往事
——保险报业董事长与国有保险公司三元老对话 发布时间：2014-01-23 15:07:17 作者：张春生 高嵩 王浩程 来源：中国保险报·中保网
2014年1月15日，保险报业董事长赵健（右一）与国有保险公司三元老王宪章（左一）、戴凤举（左二）、唐运祥（右二）对话后合影
记者史方舟/摄
在《中国保险报》创刊20周年之际，中国保险报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险报业”)董事长赵健与原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总经理唐运祥、原中国人寿保险公司总经理王宪章、原中国再保险公司总经理戴凤举在北京集体对话，一起追忆《中国保险报》和三家国有保险公司之间相依相伴、共同成长的往事。
置身保险业大变革、大发展、大创新的时期
赵健：今年是《中国保险报》创刊20周年。非常感谢三位老领导过去多次接受过我的采访，今天又应邀对话。本世纪初，你们曾为中国保险业的改革开放做出了突出贡献，被《中国保险报》誉为“国有保险公司三巨头”。往事如烟，我们今天一起来回首过去，有哪些事情仍能使你们激动不已、难以忘怀呢?
唐运祥：首先，我们要向《中国保险报》创刊20周年表示祝贺!《中国保险报》对保险业的发展和我们当年的工作都给予了很大的支持，我们非常感谢。但我们几位都已退休多年，一切围绕“老友、老伴、老本”，以健康为中心，不再谈论工作了。赵健同志多次要求与老同志聚聚、聊聊。今天几个老朋友聚在一起很高兴，就聊聊家常，不要报道了。
赵健：你们的心情我很理解。但是我认为，无论是中国保险业的改革开放，还是你们个人的职业生涯，与《中国保险报》的交汇难以分开，尤其是2003年前后的那段岁月，对个人和行业发展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我国保险业发展到现在，已有170多家机构，超过8万亿的资产，这在2003年还是难以想像的。国有保险公司当年占据了我国主要保险市场，你们在那个时候是开路先锋，对国有保险公司重组改制上市第一个“吃螃蟹”，承担了很大的风险，不仅为保险业的改革开放、也为我国金融机构的海外上市起到了铺路石 的作用。正因为那段改革的历史，才有了现在的保险控股集团也好、全球市值最大的保险公司也好、综合性金融集团架构也好……。今天请你们来，就是想谈谈这些，想给后人留下些资料，让保险业的年轻人知道这段历史。
唐运祥：那就谈谈那段时间、那个阶段的保险业发展特点吧。以我个人来说，真正接触保险业也就十几年的时间。宪章、老戴的保险资格都比我长，你多听听他们两人的。
我长期在人民银行工作。1998年到保监会，2000年到了人保公司，2008年退休。前不久，一位行业老领导与我们相聚，谈起我们三人参与国有保险公司改革的那个阶段，认为是中国保险业发展历史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这个时期对中国保险业的发展，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我们所处的时期，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到21世纪前10年的中期。这十几年，在我国保险业发展的历史上，特别是在国有保险公司发展的历史上，应该是一个大变革、大创新、大发展的时期，同时也是取得巨大成就的时期。听说中国保险学会要进行保险史的研究，这一阶段我认为是非常重要的。我认为这个阶段有几个特点：
第一个特点，这一时期是国有保险公司专业化分工的起步阶段。中国人保、中国人寿、中国再保险三家公司的专业化分工是这一时期最显著的标志。
第二个特点，保险监管得到极大的加强。原来保险业的监管由中国人民银行保险司负责。1998年成立保监会，专门监管保险行业。
第三个特点，保险市场主体大裂变。无论是从数量上还是质量上，这一时期保险市场主体都呈现了井喷式增长，尤其是国有保险公司。
第四个特点，保险公司的风险控制得到加强。以中国人保为例，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资金运用由分公司集中到总公司，实行收支两条线，化解了风险，提高了资金使用效率，人保还成立了保险行业第一家资产管理公司;二是建立了产品精算制度。
我2000年去中国人保，准备重组改制，酝酿上市。毕竟中国人保是与共和国同龄的保险老店，把它推向国际资本市场，谈何容易!当时我们承受了很大风险，也顶住了很大压力。后来人保2003年上市成功，被称为中国金融机构海外上市第一股。现在回顾这个过程，我的体会就是四句话：釜底抽薪、背水一战、凤凰涅槃、浴火重生。我因为中国人保成功改制上市，被中央电视台评为2003年“中国经济年度人物”。宪章也因为中国人寿成功改制并在纽约和香港同步上市，被中央电视台评为2004年“中国经济年度人物”。
为解决历史问题，推动中国人寿整体改制上市
王宪章：非常感谢《中国保险报》多年来对中国人寿和我个人的关心支持。我做保险的时间相对长一点：1965年大学毕业，留校当助教。1969年开始做保险，当时到中国银行大连分行的保险科。1979年，恢复国内保险业务的第一次大会我参加了，主席台上坐的有薄一波、李大钊的儿子李葆华，还有陈希愈、宋国华，以及人民银行的一个副行长。参加会议的人员加起来不到80人。1984年我调到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辽宁省公司，42岁，有经济师职称。总公司总经理秦道夫来进行班子考核时，省里领导当着秦道夫的面拍板让我当省公司一把手。1986年调到人保总公司当副总。1993年去香港。呆了几年后，时任总理朱镕基有批示：“请迅速将香港的王宪章调回接替”。就这样，我就到了中国人寿。
2000年1月3号，我到中国人寿上任。先到朱镕基同志那儿去了一趟，叫我去谈工作。我进他办公室，他正在看香港的报纸、内参等。他说：“这次主要是要你来帮着化解利差损。”我讲：“报告总理，我今年58岁了，两、三年时间，怎么能化解利差损呢?”总理说：“这个不要讲，你先到公司，3个月之后给我写个报告，再研究下一步。”我调研后给总理递交了报告，就开始策划下一步怎么改革。
改革的过程也很复杂。本来，汇丰银行是先找中国人寿谈的，因为一些原因没能往下谈，后来才找的平安。中国人寿上市前，最重要的是跟AIG的格林伯格谈。他来了以后很傲气，说：“你让我参与，请你讲讲对我有什么好处?”我说：“格林伯格先生，你也做保险，我也做保险，单独对你有什么好处我很难谈，对你我两家都有好处我才找你商量。”他感觉我回答问题不怎么直接，他说：“对不起，我们现在不考虑。”后来，他后悔死了。李嘉诚买了2亿美元的中国人寿股票，上市当天，赚了4亿港币。中国人寿同时在美国、香港上市，股民争相买入，可以说买疯了。
赵健：那真是充满激情的改革岁月!我个人认为，您职业生涯的巅峰，应该是2003-2004年前后中国人寿的改制或上市。不论岁月怎么淡忘，但是您带领中国人寿实现在美国和香港同步上市，这段历史不应该被淡忘，也淡忘不了。作为媒体人，我当年在《中国保险报》同步发表了见证这段历史的第一手报道。上市10年之后想问问您，当时那么坚定地推动上市的原因是什么?
王宪章：中国人寿为什么上市?有3个目的。
第一是解决历史问题。从1996年5月份开始，人民银行开始连续7次降息，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从10.98%降到2.25%，1996年以前发展的业务全部亏损，产生了巨额利差损。理论上，公司已经不能再经营了。所以，公司要经营下去，必须解决历史问题。怎么解决?就是把资产剥离出去，中国人寿创造了一个模式。朱镕基同志让他的秘书李伟跟财政部楼继伟同志沟通，做一个蓄水池，把不良资产剥离，净资产上市，否则，长期亏损的公司怎么到香港上市?所以，我们做了一个切割，把1999年以前的业务，跟我到中国人寿以后、预定利率降低后的业务分开。通过改制和股份公司上市，不仅经营得以持续，而且伴随着上市公司业务和市值增长，作为绝对控股的大股东，集团公司就有了解决老业务利差损的资源，就有了解决历史问题的机会。
第二是解决发展问题。当时我们研究改制方案时，有一张很好的照片，我在国务院紫光阁跟马永伟(时任中国保监会主席)、苗复春(时任中国人寿副总经理)一起见镕基同志。那次会议非常重要，那张照片应该说是敲定中国人寿上市的历史见证。当时改制，无论是公司内部还是外部，争论都比较大。一种方案是整体改制，另一种方案是区域分拆。区域分拆操作起来相对容易些，但那样会造成公司的四分五裂，后患无穷。我坚持公司必须有整体的品牌、实力、队伍、文化，将来才可以和大公司竞争。镕基同志看到报告后说：“我们的保险本来起步就晚，规模不大，一分拆，怎么能跟国际大公司竞争?我赞成整体改制。”分拆上市容易一点，整体上市盘子大一点，我们选择了难的。后来，虽然人保先上市，但人保筹集的资金大概是8.7亿美元，我们是34.7亿美元，大好多倍。我们成为当年全球最大IPO，而且保持了一年半。要是没有国务院批文的支持，我们也搞不成整体上市，也就没办法解决整体发展的问题。
第三点就是解决机制体制问题。加入WTO之后，龙永图同志讲最难办的就是保险行业。当时保险业对外开放的程度比银行大，冲击很大。1992年，格林伯格进中国。为了进中国，他不惜10年的努力。友邦保险作为一个特例，进了中国市场，进来后，特别是个人营销，对我们压力很大。因为我们体制僵化，机制不活，上市就是为了解决体制机制问题，这样就能更加灵活地参与市场竞争。实际上，在竞争当中，我们的业务上去以后，外资也并不可怕，中国保险公司有着雄厚的本土优势。
中国再完成改制重组，义无反顾走向市场
赵健：2003年12月22日，我在钓鱼台国宾馆参加了中国再保险(集团)公司及旗下两家新公司——中国财产再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国人寿再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的揭牌仪式。在此之前，大地财险已于10月20日在上海挂牌开业。时任中国保监会主席的吴定富表示，这是国有保险公司体制改革的又一成功突破。戴总您对此最深的体会是什么?
戴凤举：当时最深的感受是“浴火重生”。2001年11月11日，我国正式加入世贸组织。按照我国的入世承诺，法定分保业务逐年降低5%，入世后4年内，20%的法定分保业务将完全取消。这对于主营法定再保险业务的中国再保险公司无异于当头一棒。我当时曾说，我们到了《国歌》歌词里的“最危险的时候”。后来，通过改制转轨，实施集团化、多元化、专业化发展战略，又闯出了一条生路。
2003年2月12日，我在中国再工作会议上提出了第二次创业的目标——把中国再建成多元化的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再保险(金融)集团控股公司。按照国务院批准的中国再保险公司股份制改革方案，国有独资的中国再保险公司重组为中国再保险(集团)公司，并以投资人和主发起人的身份控股设立中国财产再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人寿再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中再集团按照股权多元化的原则实施股改，迅速从国有独资转向资本多元化，从法定分保业务转向商业分保业务，从惟一的再保险市场主体转向与外资再保巨头同台竞争。
2003年12月22日，《中国保险报》头版以将近整版的篇幅报道了中再集团重组改制的新闻。我当天接受了《中国保险报》总编赵健的现场访谈。报纸上引述了我的话：重组改制大大地促进了业务发展。公司去年法定分保费收入191亿元，今年法定分保比例首次降低1/4，原以为分保费收入会减少30亿元，然而，到11月底，分保费收入在8年发展史上首次突破了200亿元大关，这出乎我们的预料。从2003年的统计数据看，中国再已名列亚洲再保险公司之首。
重组改制后，中再集团的市场开拓能力得到提升。入世时曾预测，2005年商业分保只有36.25亿元，实际上这一年达到了133.3亿元，占全年保费收入的62%，商业分保首次超过法定业务。
我们在改革实践中尝到了“浴火重生”的甜头，认识到“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是句至理名言。
《中国保险报》与保险业一同成长
赵健：《中国保险报》风雨兼程20年，伴随保险行业的成长而成长。其中，三位老同志给予了特殊的关爱。戴总既是中国保险报社的第一任社长，也是中国保险报业股份有限公司的第一任董事长。唐总、王总是保险报业整体改制时的股东代表，也是保险报业第一届董事会的荣誉董事长。你们认为，《中国保险报》在中国保险业的发展过程中起到了什么作用?
戴凤举：《中国保险报》创刊20年了，而对于我如同昨天。1993年筹办报纸时，我在原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任副总经理，分管办公室，任《中国保险报》筹办领导小组组长。当时李裕民是总经理，王耀华是办公室主任。报社作为老人保的创新机构，除三、四个筹备人员是老人保的员工外，所有采编、业务人员全部从社会公开招聘，经过严格的筛选、笔试、面试后录用，采用聘任制。1993年出了两期试刊，社会反响不错。1994年1月5日才正式创刊。
中国保险报业股份有限公司是2005年挂牌成立的，是我国第一家整体改制的股份制新闻传媒企业。我当时是中再集团总经理，兼任保险报业第一任董事长。之所以能顺利完成股份制改造，资本金从170万到一个亿，主要得到了国寿、人保等股东的支持，否则资本金不可能有这么多。在此衷心感谢王总、唐总、还有高教出版社当时的支持。衷心祝愿保险报业在新形势下更上一层楼!
唐运祥：《中国保险报》办得很不错，虽然中间经历了一些困难，但是这几年有很大起色。在中国人保最早改制上市的过程中，《中国保险报》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没有你们的宣传支持，我们也不会顺利地做好这些工作。我认为，在中国保险业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中国保险报》起到了三个方面的作用：
第一个是舆论引导作用。对党的方针政策以及行业主管部门的战略部署、重大决策和重要措施实施，还有保险企业在各个方面的宣传工作，都完成得很好。
第二个是正能量鼓舞作用。《中国保险报》对中国保险行业的成功经验、先进典型和优秀人物进行了大量报道，非常鼓舞士气。
第三个是促使行业规范的舆论监督作用。对于保险市场主体违规，不光有监管部门监管、有自我约束，还要有舆论监督。你们在这方面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我再次向《中国保险报》表示感谢!
王宪章：《中国保险报》开始的时候不怎么被认可，因为觉得是个小报。现在保险界如果不看这张报纸，你就在保险业算门外汉了，最新的消息就掌握不住。在中国保险界，《中国保险报》的影响力越来越强。
保险是制度化的慈善事业，这个事业做起来并不盈利，恰恰是通过传媒来传导行业正能量。《中国保险报》作为宣传工具、舆论工具，对整个中国保险业的健康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促进作用，功不可没。
赵健：可以令你们欣慰的是，保险报业在中国保监会和行业的大力支持下，近年在纸媒总体加速下滑的环境下逆势上扬，连续3年持续盈利，报纸发行量持续上升，初步形成了报纸、网络、微博、微信四维联动的多媒体传播格局。从老领导、老专家的角度来看，你们觉得《中国保险报》还有哪些方面可以继续提升?
王宪章：《中国保险报》今后要进学校、进社区、进企业、进机关、进农村。报纸是保险公司宣传和联系客户的一个纽带，已经有品牌效应了，可以继续往下深挖市场。李克强总理讲的，医疗、健康、养老、教育、交通都跟保险有关系。保险要进社区、进家庭，总得有个载体吧，《中国保险报》是最好的载体。所以，报纸将来的发行面、发行量都要扩大。
唐运祥：目前，信息化发展到这个程度，不能只守住平面媒体。我退休后，自己订了2-3种报纸，还有赠送的3种，大概6种报纸，每天去报箱取很大一摞。麻烦不说，现在我也不怎么看了，因为看的都是落后的消息，现在微信速度多快啊。我当时力推海外上市，面对的大背景是经济的全球化，需要从宏观角度考虑如何来实现深层次发展的问题。现在的平面媒体也是，要考虑怎么能够适应互联网时代的大背景。媒体不仅做好、做大也要做强，要更加现代化、多元化。
赵健：感谢你们对保险报业多年来的支持!也感谢你们提的这些建设性意见。20岁，正是壮志凌云之际。面对当前传媒和保险行业的大变革，保险报业将更加紧密依托保险这一朝气蓬勃的朝阳产业，坚持专业精神，加快向新媒体转型发展，致力于将公司打造成集报纸、网站、大数据服务、多媒体客户端等多业并举的现代金融传媒企业，不断提升公司可持续发展能力和核心竞争力，不辜负股东单位和行业内外用户对我们的信任和支持。谢谢!
2014年1月15日，保险报业董事长赵健（右一）与国有保险公司三元老王宪章（左一）、戴凤举（左二）、唐运祥（右二）对话后合影
记者史方舟/摄
在《中国保险报》创刊20周年之际，中国保险报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险报业”)董事长赵健与原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总经理唐运祥、原中国人寿保险公司总经理王宪章、原中国再保险公司总经理戴凤举在北京集体对话，一起追忆《中国保险报》和三家国有保险公司之间相依相伴、共同成长的往事。
置身保险业大变革、大发展、大创新的时期
赵健：今年是《中国保险报》创刊20周年。非常感谢三位老领导过去多次接受过我的采访，今天又应邀对话。本世纪初，你们曾为中国保险业的改革开放做出了突出贡献，被《中国保险报》誉为“国有保险公司三巨头”。往事如烟，我们今天一起来回首过去，有哪些事情仍能使你们激动不已、难以忘怀呢?
唐运祥：首先，我们要向《中国保险报》创刊20周年表示祝贺!《中国保险报》对保险业的发展和我们当年的工作都给予了很大的支持，我们非常感谢。但我们几位都已退休多年，一切围绕“老友、老伴、老本”，以健康为中心，不再谈论工作了。赵健同志多次要求与老同志聚聚、聊聊。今天几个老朋友聚在一起很高兴，就聊聊家常，不要报道了。
赵健：你们的心情我很理解。但是我认为，无论是中国保险业的改革开放，还是你们个人的职业生涯，与《中国保险报》的交汇难以分开，尤其是2003年前后的那段岁月，对个人和行业发展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我国保险业发展到现在，已有170多家机构，超过8万亿的资产，这在2003年还是难以想像的。国有保险公司当年占据了我国主要保险市场，你们在那个时候是开路先锋，对国有保险公司重组改制上市第一个“吃螃蟹”，承担了很大的风险，不仅为保险业的改革开放、也为我国金融机构的海外上市起到了铺路石 的作用。正因为那段改革的历史，才有了现在的保险控股集团也好、全球市值最大的保险公司也好、综合性金融集团架构也好……。今天请你们来，就是想谈谈这些，想给后人留下些资料，让保险业的年轻人知道这段历史。
唐运祥：那就谈谈那段时间、那个阶段的保险业发展特点吧。以我个人来说，真正接触保险业也就十几年的时间。宪章、老戴的保险资格都比我长，你多听听他们两人的。
我长期在人民银行工作。1998年到保监会，2000年到了人保公司，2008年退休。前不久，一位行业老领导与我们相聚，谈起我们三人参与国有保险公司改革的那个阶段，认为是中国保险业发展历史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这个时期对中国保险业的发展，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我们所处的时期，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到21世纪前10年的中期。这十几年，在我国保险业发展的历史上，特别是在国有保险公司发展的历史上，应该是一个大变革、大创新、大发展的时期，同时也是取得巨大成就的时期。听说中国保险学会要进行保险史的研究，这一阶段我认为是非常重要的。我认为这个阶段有几个特点：
第一个特点，这一时期是国有保险公司专业化分工的起步阶段。中国人保、中国人寿、中国再保险三家公司的专业化分工是这一时期最显著的标志。
第二个特点，保险监管得到极大的加强。原来保险业的监管由中国人民银行保险司负责。1998年成立保监会，专门监管保险行业。
第三个特点，保险市场主体大裂变。无论是从数量上还是质量上，这一时期保险市场主体都呈现了井喷式增长，尤其是国有保险公司。
第四个特点，保险公司的风险控制得到加强。以中国人保为例，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资金运用由分公司集中到总公司，实行收支两条线，化解了风险，提高了资金使用效率，人保还成立了保险行业第一家资产管理公司;二是建立了产品精算制度。
我2000年去中国人保，准备重组改制，酝酿上市。毕竟中国人保是与共和国同龄的保险老店，把它推向国际资本市场，谈何容易!当时我们承受了很大风险，也顶住了很大压力。后来人保2003年上市成功，被称为中国金融机构海外上市第一股。现在回顾这个过程，我的体会就是四句话：釜底抽薪、背水一战、凤凰涅槃、浴火重生。我因为中国人保成功改制上市，被中央电视台评为2003年“中国经济年度人物”。宪章也因为中国人寿成功改制并在纽约和香港同步上市，被中央电视台评为2004年“中国经济年度人物”。
为解决历史问题，推动中国人寿整体改制上市
王宪章：非常感谢《中国保险报》多年来对中国人寿和我个人的关心支持。我做保险的时间相对长一点：1965年大学毕业，留校当助教。1969年开始做保险，当时到中国银行大连分行的保险科。1979年，恢复国内保险业务的第一次大会我参加了，主席台上坐的有薄一波、李大钊的儿子李葆华，还有陈希愈、宋国华，以及人民银行的一个副行长。参加会议的人员加起来不到80人。1984年我调到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辽宁省公司，42岁，有经济师职称。总公司总经理秦道夫来进行班子考核时，省里领导当着秦道夫的面拍板让我当省公司一把手。1986年调到人保总公司当副总。1993年去香港。呆了几年后，时任总理朱镕基有批示：“请迅速将香港的王宪章调回接替”。就这样，我就到了中国人寿。
2000年1月3号，我到中国人寿上任。先到朱镕基同志那儿去了一趟，叫我去谈工作。我进他办公室，他正在看香港的报纸、内参等。他说：“这次主要是要你来帮着化解利差损。”我讲：“报告总理，我今年58岁了，两、三年时间，怎么能化解利差损呢?”总理说：“这个不要讲，你先到公司，3个月之后给我写个报告，再研究下一步。”我调研后给总理递交了报告，就开始策划下一步怎么改革。
改革的过程也很复杂。本来，汇丰银行是先找中国人寿谈的，因为一些原因没能往下谈，后来才找的平安。中国人寿上市前，最重要的是跟AIG的格林伯格谈。他来了以后很傲气，说：“你让我参与，请你讲讲对我有什么好处?”我说：“格林伯格先生，你也做保险，我也做保险，单独对你有什么好处我很难谈，对你我两家都有好处我才找你商量。”他感觉我回答问题不怎么直接，他说：“对不起，我们现在不考虑。”后来，他后悔死了。李嘉诚买了2亿美元的中国人寿股票，上市当天，赚了4亿港币。中国人寿同时在美国、香港上市，股民争相买入，可以说买疯了。
赵健：那真是充满激情的改革岁月!我个人认为，您职业生涯的巅峰，应该是2003-2004年前后中国人寿的改制或上市。不论岁月怎么淡忘，但是您带领中国人寿实现在美国和香港同步上市，这段历史不应该被淡忘，也淡忘不了。作为媒体人，我当年在《中国保险报》同步发表了见证这段历史的第一手报道。上市10年之后想问问您，当时那么坚定地推动上市的原因是什么?
王宪章：中国人寿为什么上市?有3个目的。
第一是解决历史问题。从1996年5月份开始，人民银行开始连续7次降息，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从10.98%降到2.25%，1996年以前发展的业务全部亏损，产生了巨额利差损。理论上，公司已经不能再经营了。所以，公司要经营下去，必须解决历史问题。怎么解决?就是把资产剥离出去，中国人寿创造了一个模式。朱镕基同志让他的秘书李伟跟财政部楼继伟同志沟通，做一个蓄水池，把不良资产剥离，净资产上市，否则，长期亏损的公司怎么到香港上市?所以，我们做了一个切割，把1999年以前的业务，跟我到中国人寿以后、预定利率降低后的业务分开。通过改制和股份公司上市，不仅经营得以持续，而且伴随着上市公司业务和市值增长，作为绝对控股的大股东，集团公司就有了解决老业务利差损的资源，就有了解决历史问题的机会。
第二是解决发展问题。当时我们研究改制方案时，有一张很好的照片，我在国务院紫光阁跟马永伟(时任中国保监会主席)、苗复春(时任中国人寿副总经理)一起见镕基同志。那次会议非常重要，那张照片应该说是敲定中国人寿上市的历史见证。当时改制，无论是公司内部还是外部，争论都比较大。一种方案是整体改制，另一种方案是区域分拆。区域分拆操作起来相对容易些，但那样会造成公司的四分五裂，后患无穷。我坚持公司必须有整体的品牌、实力、队伍、文化，将来才可以和大公司竞争。镕基同志看到报告后说：“我们的保险本来起步就晚，规模不大，一分拆，怎么能跟国际大公司竞争?我赞成整体改制。”分拆上市容易一点，整体上市盘子大一点，我们选择了难的。后来，虽然人保先上市，但人保筹集的资金大概是8.7亿美元，我们是34.7亿美元，大好多倍。我们成为当年全球最大IPO，而且保持了一年半。要是没有国务院批文的支持，我们也搞不成整体上市，也就没办法解决整体发展的问题。
第三点就是解决机制体制问题。加入WTO之后，龙永图同志讲最难办的就是保险行业。当时保险业对外开放的程度比银行大，冲击很大。1992年，格林伯格进中国。为了进中国，他不惜10年的努力。友邦保险作为一个特例，进了中国市场，进来后，特别是个人营销，对我们压力很大。因为我们体制僵化，机制不活，上市就是为了解决体制机制问题，这样就能更加灵活地参与市场竞争。实际上，在竞争当中，我们的业务上去以后，外资也并不可怕，中国保险公司有着雄厚的本土优势。
中国再完成改制重组，义无反顾走向市场
赵健：2003年12月22日，我在钓鱼台国宾馆参加了中国再保险(集团)公司及旗下两家新公司——中国财产再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国人寿再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的揭牌仪式。在此之前，大地财险已于10月20日在上海挂牌开业。时任中国保监会主席的吴定富表示，这是国有保险公司体制改革的又一成功突破。戴总您对此最深的体会是什么?
戴凤举：当时最深的感受是“浴火重生”。2001年11月11日，我国正式加入世贸组织。按照我国的入世承诺，法定分保业务逐年降低5%，入世后4年内，20%的法定分保业务将完全取消。这对于主营法定再保险业务的中国再保险公司无异于当头一棒。我当时曾说，我们到了《国歌》歌词里的“最危险的时候”。后来，通过改制转轨，实施集团化、多元化、专业化发展战略，又闯出了一条生路。
2003年2月12日，我在中国再工作会议上提出了第二次创业的目标——把中国再建成多元化的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再保险(金融)集团控股公司。按照国务院批准的中国再保险公司股份制改革方案，国有独资的中国再保险公司重组为中国再保险(集团)公司，并以投资人和主发起人的身份控股设立中国财产再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人寿再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中再集团按照股权多元化的原则实施股改，迅速从国有独资转向资本多元化，从法定分保业务转向商业分保业务，从惟一的再保险市场主体转向与外资再保巨头同台竞争。
2003年12月22日，《中国保险报》头版以将近整版的篇幅报道了中再集团重组改制的新闻。我当天接受了《中国保险报》总编赵健的现场访谈。报纸上引述了我的话：重组改制大大地促进了业务发展。公司去年法定分保费收入191亿元，今年法定分保比例首次降低1/4，原以为分保费收入会减少30亿元，然而，到11月底，分保费收入在8年发展史上首次突破了200亿元大关，这出乎我们的预料。从2003年的统计数据看，中国再已名列亚洲再保险公司之首。
重组改制后，中再集团的市场开拓能力得到提升。入世时曾预测，2005年商业分保只有36.25亿元，实际上这一年达到了133.3亿元，占全年保费收入的62%，商业分保首次超过法定业务。
我们在改革实践中尝到了“浴火重生”的甜头，认识到“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是句至理名言。
《中国保险报》与保险业一同成长
赵健：《中国保险报》风雨兼程20年，伴随保险行业的成长而成长。其中，三位老同志给予了特殊的关爱。戴总既是中国保险报社的第一任社长，也是中国保险报业股份有限公司的第一任董事长。唐总、王总是保险报业整体改制时的股东代表，也是保险报业第一届董事会的荣誉董事长。你们认为，《中国保险报》在中国保险业的发展过程中起到了什么作用?
戴凤举：《中国保险报》创刊20年了，而对于我如同昨天。1993年筹办报纸时，我在原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任副总经理，分管办公室，任《中国保险报》筹办领导小组组长。当时李裕民是总经理，王耀华是办公室主任。报社作为老人保的创新机构，除三、四个筹备人员是老人保的员工外，所有采编、业务人员全部从社会公开招聘，经过严格的筛选、笔试、面试后录用，采用聘任制。1993年出了两期试刊，社会反响不错。1994年1月5日才正式创刊。
中国保险报业股份有限公司是2005年挂牌成立的，是我国第一家整体改制的股份制新闻传媒企业。我当时是中再集团总经理，兼任保险报业第一任董事长。之所以能顺利完成股份制改造，资本金从170万到一个亿，主要得到了国寿、人保等股东的支持，否则资本金不可能有这么多。在此衷心感谢王总、唐总、还有高教出版社当时的支持。衷心祝愿保险报业在新形势下更上一层楼!
唐运祥：《中国保险报》办得很不错，虽然中间经历了一些困难，但是这几年有很大起色。在中国人保最早改制上市的过程中，《中国保险报》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没有你们的宣传支持，我们也不会顺利地做好这些工作。我认为，在中国保险业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中国保险报》起到了三个方面的作用：
第一个是舆论引导作用。对党的方针政策以及行业主管部门的战略部署、重大决策和重要措施实施，还有保险企业在各个方面的宣传工作，都完成得很好。
第二个是正能量鼓舞作用。《中国保险报》对中国保险行业的成功经验、先进典型和优秀人物进行了大量报道，非常鼓舞士气。
第三个是促使行业规范的舆论监督作用。对于保险市场主体违规，不光有监管部门监管、有自我约束，还要有舆论监督。你们在这方面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我再次向《中国保险报》表示感谢!
王宪章：《中国保险报》开始的时候不怎么被认可，因为觉得是个小报。现在保险界如果不看这张报纸，你就在保险业算门外汉了，最新的消息就掌握不住。在中国保险界，《中国保险报》的影响力越来越强。
保险是制度化的慈善事业，这个事业做起来并不盈利，恰恰是通过传媒来传导行业正能量。《中国保险报》作为宣传工具、舆论工具，对整个中国保险业的健康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促进作用，功不可没。
赵健：可以令你们欣慰的是，保险报业在中国保监会和行业的大力支持下，近年在纸媒总体加速下滑的环境下逆势上扬，连续3年持续盈利，报纸发行量持续上升，初步形成了报纸、网络、微博、微信四维联动的多媒体传播格局。从老领导、老专家的角度来看，你们觉得《中国保险报》还有哪些方面可以继续提升?
王宪章：《中国保险报》今后要进学校、进社区、进企业、进机关、进农村。报纸是保险公司宣传和联系客户的一个纽带，已经有品牌效应了，可以继续往下深挖市场。李克强总理讲的，医疗、健康、养老、教育、交通都跟保险有关系。保险要进社区、进家庭，总得有个载体吧，《中国保险报》是最好的载体。所以，报纸将来的发行面、发行量都要扩大。
唐运祥：目前，信息化发展到这个程度，不能只守住平面媒体。我退休后，自己订了2-3种报纸，还有赠送的3种，大概6种报纸，每天去报箱取很大一摞。麻烦不说，现在我也不怎么看了，因为看的都是落后的消息，现在微信速度多快啊。我当时力推海外上市，面对的大背景是经济的全球化，需要从宏观角度考虑如何来实现深层次发展的问题。现在的平面媒体也是，要考虑怎么能够适应互联网时代的大背景。媒体不仅做好、做大也要做强，要更加现代化、多元化。
赵健：感谢你们对保险报业多年来的支持!也感谢你们提的这些建设性意见。20岁，正是壮志凌云之际。面对当前传媒和保险行业的大变革，保险报业将更加紧密依托保险这一朝气蓬勃的朝阳产业，坚持专业精神，加快向新媒体转型发展，致力于将公司打造成集报纸、网站、大数据服务、多媒体客户端等多业并举的现代金融传媒企业，不断提升公司可持续发展能力和核心竞争力，不辜负股东单位和行业内外用户对我们的信任和支持。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