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大部制”改革将国家环保总局升格为环境保护部，令人瞩目。但一次升格行动能否真正改变危如累卵的环境态势，令人担忧。

持续30年的经济增长，中国创造了世界公认的经济奇迹。然而，短期爆发的经济奇迹和长期透支的环境和生态代价，却格外令人痛心，在经济奇迹的背后，中国创下了另一个世界记录：单位GDP能耗是发达国家的8到10倍，污染是发达国家的30倍。国家环保总局的高级官员曾向有关媒体证实：被中国先民列为四大母亲河的长江、黄河、淮河、济水，几乎所有支流要么坏死，要么干涸；9个大湖，7个水质已是五类以下。而大城市集中的华北平原地区，则形成了超过10万平方公里的地下水大漏斗。中国现行发展模式，其实是建立在两个基础上：一是透支底层百姓的生命和健康，二是透支子孙后代和未来。

在政府职能没有切实转变到公共服务之前，各地方政府更像一个个亲历亲为的大公司，只不过这些公司跟市场中的公司有两个不同：一是只管投入不管产出，二是不见“公司”破产倒闭。在“诸侯经济”的割据与竞争中，由地方组阁的各地环保机构在环境保护执法中或作用有限，甚至根本上听从地方指令起反作用。而国家环保总局则不论手段、权力还是人手，均非常有限。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公民运动率先在环保领域发起。非政府组织在怒江大坝项目上的干预行动，厦门PX项目风波，上海市民反对磁悬浮延长项目的和平散步活动，成为其中的标志性事件。而正是民意与国家最高环保当局的正面呼应，使相关事件逐渐向好的方向发展，从而揭示了未来环保发展的新途径。环保是中国的大政治，也是民权、民主运动的新起点。厦门市最近宣布，为了“全抓好污染减排工作”，“公众参与和市民反映强烈的项目不批”，可视为“吃一堑长一智”的典型。

然而，中国的环境问题并不因此而让人乐观。在沿海发达地区官员的环保意识和民众的环保运动同步增强的同时，污染和生态破坏有向欠发达地区转移的危险；在“人多势众”的地方被群众反对的项目，有可能随时被转移到人烟相对稀少的地方，甚至因此而人为降低环保标准，从而对环境和生态造成威胁；即使在发达地区，在官员有限任期的政绩冲动下，一些大型项目仍然受到“流水官员”的格外青睐。

单靠地方民众的“自救”运动是远远不够的。尤其在中产阶层发育不足、公民社会尚未觉醒的地方，来自外部的NGO组织非常重要。而“之外的之外”，是我们迫切需要真正意义上的“大环保部”和“大环保法”，冲破地方“诸侯经济”的重重罗网，将公民权利和环境保护的阳光洒在中国这片多灾多难的大地上。

我听说，美国没有经济部、发改委、计划委这样直接插手微观经济、有权力却没有责任的部门，不负责指定经济发展的计划（规划），但是像食品药品监督这样的部门，却是真正的“大部制”，人员多达数万人，一竿子插到底，有权力更有责任。而在联邦政府设了这样的部门，地方政府根本不再设这样的部门。中国的环境保护部，也需要这样的“中央大集权”和“大部制”，一切权力归中央，才能突破各地方官员的“诸侯利益”。当然，除了“机构创新”，还要“组织创新”和“法律创新”，一方面要给NGO环保组织更大的组织、话语和活动空间，另一方面要给民众赋予更大的环境权利，尤其是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和经济高额索赔权。据悉，中国环保部目前人数只有美国环境署的六十分之一。但中国人口是13亿，美国则刚刚接近3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