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8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2次会议表决通过了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资格的审查报告，确认2987名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的代表资格全部有效，平均每43.5万人拥有一名代表。

与近几届全国人大代表构成中，工人和农民代表比例呈下降趋势相反，今次名单中一线工人和基层农民代表大幅增加。一线工人代表比上届增加了一倍以上，基层农民代表比上届增加了七成以上。其中，三位女性农民工代表进入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成为历届全国人大代表中的首批农民工代表，其背后是城市化进程中的一点五亿农民工。这些，是代表名额向更平等分配方向迈出的一小步。

等量的人口产生等量的议员，这是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选举权平等原则的直接体现。当然，绝大多数时候，人群是很难完全根据其阶层和职业进行代表比例划分，因此上述“等量原则”主要适用于区域划分。比如各省在某个相同基数的基础上，再根据人口总量进行等比例分配名额。但同时，对于占人口重大比例的某些特殊身份的人群进行一定的比例保证也是必要的，特别是在中国长期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和管理体制下，这种划分就尤显重要。

也尽管对于“身份代表”还是“民意（民选）代表”哪个更能代表其所代表的特定阶层的问题一直存有争议，从社会和谐的角度来说，也必然是精英阶层中一定有草根阶层的代言人，比如最近的美国民主党总统竞选人奥巴马，就是一个出身草根最后又致力于改善草根状况的社会精英，并因此深受选民喜爱，创造多项历史，入主白宫的可能非常大。他母亲是白人，生父是肯尼亚黑人，继父是印尼人，幼年曾在印尼的穆斯林小学读了四年书，在10岁后回到夏威夷由外公外婆扶养成长――奥巴马坦言年轻时一度不知道自己是谁，找不到定位，因此借助酒精、药物及可卡因麻醉自己。奥巴马从哥伦比亚大学毕业以后，就职于高薪的华尔街咨询公司――此时，他已是标准意义上的经济精英。但他迅速放弃了这条人生道路，到芝加哥贫困的黑人社区从事社区服务，以此开始自己的政治生涯，在几年时间里，他做的是改善社区的道路、照明、房屋修缮、劳资关系协调等具体而微的事情，奥巴马复兴社区的能力是他后来竞选的主要号召力，也是选民信任这位47岁年轻人的依据之一。

中国也不乏类似的社会精英进入政界，但它与“身份代表”并不矛盾。“身份代表”之所以有其必然性，在于从自身利益角度出发乃是人的天性。时寒冰先生《农民收入高低新发现》（《中国经济评论》2008年2月号）一文从1990年以后中国城乡收入比迅速拉大切入，认为这一现象与农民参政机制的变化存在某种关系：在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农民占代表比例为29.4%；第七届时，这个比例还在23%，但到了第八届（1993年起），迅速降为9.4%，第九届降到8%，第十届即本届为8.4%。1995年，我国第三次修改现行选举法时，农村选民的选举权被统一规定为城市选民选举权的1/4，使城乡居民的选举权在法律上向更为平等的方向迈出了一大步。但实际并未做到。比如在本届人大代表中，按《选举法》的规定至少应有农民代表815名，但实际只有252名。

无代表则无权利。当前农民（含农民工）代表比例过低，导致城市化程度较高的省区如北京、上海等，人口中的人大代表数量就高；而农业人口较多的省区如河南、河北等，人口中的人大代表比例和数量则偏低。全国人大代表名额这一政治资源分配的不平等直接影响和决定了国家经济资源和政策资源分配的不平等，比如农民和农民工在现代化、城市化进程中的声音一直非常微弱，人口基数庞大的农民群体，反而在政治上成为“一盘散沙”，亦使城乡二元化的土地、房屋和户籍管理、教育高考等制度，成为中国城市化、现代化进程中难以撼动的坚硬壁垒和“拦路虎”。

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到“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时建议，“逐步实行城乡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举人大代表。”根据党的一这方针，修改《选举法》并在今后的代表选举中严格保证工农代表的法定比例，当是本届人大职责的题中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