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都市报》消息说，在广东省人大分组会上，全国人大代表李永忠发言中谈到，某些地方存在检察院收取行贿人的保释金后，并没有退还，在某些地方甚至演变成为一种创收行为。他进一步指出，无论在哪个单位，人权和财权独立，才能保证不出问题。“否则，纪委书记在书记领导之下，就不敢监督书记了。”这话引起同组一名省人大代表的恐惧，他一再重申：“这话可是你说的，不代表我们的意见。”“这话只有全国人大代表可以说，省人大代表不能说。我们都听不见。”“这不是我们组的意见，是你个人的。”“不要把我写上，我没有这个意见。”说完，该代表就走出了会场。

有人说人大代表就要敢说真话，不敢说话还做什么代表；有人说不好听、不赞同的话，可以反对、可以不插嘴，但不一定需要走，不必这么紧张；有人说那位省人大代表明哲保身，有辱使命。都对。然而那位省人大代表的惊惶恐惧并非全无缘由，从人的本性来说，恐惧是人的天性，只要有所顾虑，就一定会有所恐惧。因此，“免于恐惧的自由”不能完全靠个人内心的力量来支撑，而需要靠良好的社会法治和文化环境来保障。虽然宪法和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都有明文规定，人大代表在会议上的发言和表决，不受法律追究。但这只是“显规则”，中国社会普遍存在的“选择性执法”这一“潜规则”，足以使绝大部分人大代表在行使权力时畏首畏尾。

根源在于：我国的各级人大代表都有“两张皮”，一张皮是人大代表，另一张皮，则是他们的正式职业身份。人大代表的职责行使一般只在会议上，而其他的绝大部分时候，他们却必须服从于自己拿取报酬的那个职业身份。这个职业身份有可能是官，也有可能是民。当他的职业身份是官的时候，行使人大代表权力时一般不能指望他“自己监督和批评自己”；如果他的身份是普通公民，由于他们平时都是各级官员“管”的对象，各级政府机构固然不能因他们在人大会上的言论而“因言治罪”，但真要找一个其他什么理由来“治”你却是易如反掌。因此，代表们行使职权时投鼠忌器，绝非个人的素质和品德问题，实乃共性的制度安排使然。在此情形下，一些代表仍然敢怒敢言，全社会真的应该十分地感谢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