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眼 盘点2007之七

2007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文献，发表后却几乎没有任何反响：12月20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首部《中国城市发展蓝皮书》，该报告针对中国城市的现状提出了一系列科学发展对策建议，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该报告首次提出大城市率先发展的战略建议，鼓励具备条件的中等城市成长为大城市。建议逐步改革户籍管理制度，放松人口向大城市流动的过度限制。报告特别指出，现在的情况是反方向发展的，最应该率先开放户籍管制的大城市，却在制定各种限制，包括十一五的目标。

而就在此前一个月，对于北京、上海却难以在户籍改革方面有大的动作，公安部一位副部长解释说：“像北京、上海他们都有自己的现实难题，外来人口多，人口压力大，引起的社会问题也需要解决，所以上海、北京相对其它城市会严格一些，全国不可能所有的城市都一刀切。总体来说，北京、上海在人口管理上肯定会是向更宽的方向走，但难以一步到位，要一步一步来。”（2007年11月22日《东方早报》）

试图以户籍管制控制人口，事实上在掩耳盗玲的同时也在为我们的城市未来城埋下一颗又一颗“定时炸弹”。北京规划到2020年把人口控制在1800万，但如今北京常住总人口已达1700万以上，没有北京户口的常住新移民已达500万，占北京常住总人口的三分之一，其中一半以上居住五年以上。深圳的户籍人口与常住非户籍人口更是出现严重倒挂。如今，移民二代由于户籍加学籍双重管制导致的前途渺茫感，已使他们的犯罪倾向明显高于正常人。在户籍歧视下，当前城市流动儿童和农村留守儿童的教育已经成为最突出的教育公平问题。一组数据显示，2000年上海市与外省市户籍的未成年犯人数比大致在6：4，到2005年的比例已经达到3：7。北京的情况大同小异。2005年海淀法院少年法庭数据显示：外地来京的未成年人触犯法律的已占到未成年人案件的一半。而北京当时户籍人口是1100万，外来人口则在400万左右。即外来人口的未成年人犯罪率是当地人口的3倍！

还有一个有关2007年的数据引发舆论“惊呼”：在直辖市之外，2007年中国内地共有13个城市进入“3000亿元俱乐部”。上榜的13个城市中，5个集中在长三角地区，4个集中在珠三角地区。而2006年，还有甘肃、贵州、海南、青海、西藏五个省级行政区的ＧＤＰ没有迈进3000亿元的门槛。根据2006年的统计，排在第一名的广州市GDP几乎相当于10个青海省。

一些人感叹区域经济发展中也存在“马太效应”，建议通过政策协调使富裕城市相对均匀地分散于各地，甚至建议国家要求经济发达地区和经济欠发达地区实现对口的协作和帮扶，引导资金流和产业链向中西部地区延伸。等等。这种思潮看不到中国大城市化的必然规律，显示出对普适性经济规律的无知和对浪漫理想主义的狂热。像北京，仅国税和地税两项，2007年平均每个居民（含外来人口和老人儿童）就贡献了26980元税收，这样的规模效应在中西部地区和农村地区是根本不可能的。

市场均衡需要两个基本前提条件：一是产权明晰，二是资本、资源和劳动力自由流通。归根结底是自由，产权明晰也是为自由流通自由交易做基础。面对地区发展效率不同、区域间差距越来越大的事实，我们更应该考虑的，不是加大转移支付，而是如何建立一个全国统一的、无障碍的自由市场，让资本、资源和劳动力在全国范围内毫无阻力地自由流动。诸如改革全国各城市画地为牢的户籍管制政策，实现公民的迁徙和居住自由。

如果人口自由迁徙自由流动的权利得到全面保障，同时各种要素资源产权明晰，一些生产效率较低的地方和产业，就会出现人口减少而要素资源逐渐集中的趋势，从而使这些产业和地区通过“规模效应”的方式提高劳动生产率。那样的地方和产业，也许经总量小，但人均收入和人们生活水平、生活质量却不一定低！但是，在今天，这样的要素资源集中和交易却受到和户籍壁垒一样严格的制度性限制，典型的就是农民的土地、房屋和林地产权尚不明晰，使农业、林业等经济呈现越来越碎片化、原子化特征。

可以说，现行户籍和农地、农房制度像两只无形的大手，扼住了中国自由、和谐和迅猛发展的咽喉。